隆回县科技扶贫工作计划 第1篇
在贺雪峰看来，“中坚”二字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利益与村庄事务密切相关，对村庄事务、公益事业有真切的关怀；二是他们年轻力壮、有经济实力，有能力倡导参与上述事务，是村组干部的主要来源；三是他们是农业新技术、耕种新方法最积极的采用者，堪称农技推广“带头人”。
要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必须依靠这批“中坚力量”。但对有600多常住人口的向家村来说，几个种养专业户的出现，还远远不够。
向家村3组，刘炳奎种的莲藕
隆回县科技扶贫工作计划 第2篇
2017年，隆回准备建设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站，总投资约亿元。选址几经考虑，准备放在向家村。向长江很看好这个项目，认为它能让向家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一个台阶。
此类项目，在很多地方都会引发民间环保争议。一开始，很多向家村民也不同意。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向长江组织了全村上百人，到广东惠州一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站参观。“发电站里流出的水，是什么样子？焚烧残渣经处理后做成的砖，又是什么样子？” 大家亲眼看见了，认识就不一样了。”当时在场的向坤回忆。
参观回来后，向家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垃圾焚烧发电站”的决议。这个项目后因其它原因流产，“但村民之间能形成共识通过决议，就很不简单。” 刘良胤认为。
“往小了看，是在具体事项上应对得当；往大了看，得益于村内民主议事能力的成熟。” 刘良胤说，“民主议事，简单说就是‘提出议题’、‘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展开行动’，时间一长，也把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锻炼出来了。疫情期间村组干部党员们能快速行动，普通群众能积极配合，与此密不可分。”
村庄的集体行动，村组干部是“带头人”。如何提升这个群体的素质？向长江在任期间也花了不少心思。
“带着大家出去看”，也是向长江提升村组干部素质的主要手段。图为向长江和向家村组干部、种养专业户、村民代表在贵州秀水考察。
隆回县科技扶贫工作计划 第3篇
正月初二下午的那场大会，给岩口镇的镇村干部们传达了新要求——摸排中发现湖北归来人员，要监督其在家隔离14天，安排专人每天上门两次为其测量体温。相关信息，每天都要上报。
初三上午刘良胤进村，召集10多个村组干部开会。会后，大伙各自分头行动。覆盖8个村民小组252户的摸排报告，当天傍晚时分就出来了，前后只花了几个小时。
这是怎么做到的？
“原因很简单。”刘良胤说，“通过精准扶贫，我们已经把入户摸排‘演练’了无数遍。”
由驻村干部、村组干部等组成的向家村扶贫工作队，之前是内部分成4个小队，每队包干一个扶贫片区（两个村民小组）。疫情一来，4个扶贫片区直接“转换”为4个防疫片区，4个扶贫小队就地变成4支防疫小队，各自守土。
刘良胤小队，包干第3和第6村民小组。这个片区内有多少人家？每家几口人，哪个家庭成员在外务工？几年扶贫下来，他已经了如指掌。做起疫情摸排工作，同样是调查、汇总、上报一套流程，他和队员们自然是轻车熟路。
精准扶贫的另一个好处是，密切了干群关系，大大降低了疫情防控时的群众工作难度。
在乡村，扶贫工作的对象和疫情防控的对象是同一群人——村里老百姓和他们临时返乡的亲属。“老话讲，‘见面三分义’。和老百姓相处久了，让他们疫情期间少出门、不聚集、莫办丧喜事，他们也不好意思不配合啊。”刘良胤举了个例子。
“精准扶贫，锻炼了一支善做基层工作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驻村工作队，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王永红评价。
过去这几年，隆回先后迎来和组织了563支驻村工作队。在全国层面，这个数字是万。
2020年农历正月初四，向家村，防疫工作人员为外地返乡人员做体温检测。
隆回县科技扶贫工作计划 第4篇
“隆回报告”的部分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四项能力的另一种表达。
“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干部队伍”，是“政府内部动员能力提高”的表现。华兴公司等社会力量在政府号召下深度参与精准扶贫，则是“国家整合资源能力提升”的体现。
下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客观上加强了“国家权力向基层农村的‘渗透’”。第一书记们大力开展村庄党建工作，用武汉大学教授刘伟的话说，“让党的领导在乡村基层空间得到了强化”。
精准扶贫中大量资源向贫困地区输送，本身就是国家基于社会公平原则进行的资源再分配。这类资源尤其是项目资金，过去主要用“项目制”的形式下拨，因政府部门科层间的条块限制，出现了“村里需要修条路但上面给的资金只准修水渠”等怪象。精准扶贫启动后，各县都成立了由县委书记领衔、县党政领导各负其责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以隆回县的领导小组为例，它采用“一统筹两监督三制度”、“一审一议一评”等办法，对上级下拨的项目资金进行合理统筹分配，促进了项目资金的更合理使用。这也是“国家分配资源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
至于“村庄‘中坚力量’的兴起”、“民主评议程序不再‘挂在墙上’”等变化，则属于乡村“自治”、“法制”的范畴，是乡村治理中有别于“国家治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成果，也是后扶贫时代必然会继承的遗产。
这些成果，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这些遗产，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闻媒体无论是作为“宣传队”还是“监督员”，都应该予以充分关注。
4月2日，向家村村部（综合服务平台）上空，党旗飘扬。下派到乡村的第一书记们大力开展党建工作，让党的领导在乡村基层空间得到了强化。
隆回县科技扶贫工作计划 第5篇
疫情防控的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一个原本只在政策界和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开始在大众舆论中流行——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缓冲垫。
支持者们有两个主要论据。
其一，大量农民工由城市向农村疏散，农村地广人稀，各家门一关、村口一设卡，就实现了“物理隔离”，阻挡了疫情传播。
其二，这些返乡农民工在老家有地有房子，生活成本很低，暂时没了收入来源也能撑下去。这使得中国即便按下了社会暂停键，也能保持基本稳定。
论点没问题，第二个论据也没问题。但第一个论据，经不起推敲。
要知道，农村再怎么设卡闭户，也不可能完全隔绝人员流动。新冠病毒的隐蔽性、传播性都很强，只要有人员流动，就难免疫情传播。而且人口稀疏的农村一般医疗水平落后，疫情传播了却不能及时确诊收治，那结果可想而知。
这么说来，疫情期间广大乡村地区能防控到位，一定有别的原因。
“隆回报告”揭示了两个关键。
一是精准扶贫中历练出的干部队伍，保证了防控人力到位。
二是精准扶贫中逐渐夯实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基本配齐照片设备、彩色B超、生化分析仪、血球分析仪“四大件”，建成了第一道检测关，高峰期十天内就检测了2800多名返乡人员，避免这些人涌入县城医院造成“挤兑”。
也就是说，疫情期间起到“社会缓冲垫”作用的，不是地广人稀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人力物力都有了一定保障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村。
人力物力，都是资源。从这个角度说，乡村要振兴，“中国社会缓冲垫”要进一步强化，都有赖于更多的支农资源投入。
然而，乡村是有“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近郊村庄”和“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普通村庄”之分的。前者，占比不到10%；后者，占比90%多。更多的支农资源投入，到底投向哪一种乡村？
政策设计时，一定是追求公平且合理。但政策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倾向前者。
为什么这么说？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从政策的具体落实手段做过分析：
“产业振兴”、“全域旅游”、“三产融合”，是当下声势响亮的乡村振兴政策手段。但要知道，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尤其是那些没有旅游矿产资源的普遍偏远山村，并不具备发展产业的条件，也没有“三产融合”的资源禀赋。
如果刻板推行“产业振兴”、“全域旅游”、“三产融合”，最终获得资源倾斜的，是占比不到10%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村庄，以及极少数有旅游矿产资源的欠发达地区村庄——只有它们，才具备发展工商业和文旅产业的条件。
地方政府出于打造“样板村”的喜好，往往也会助长上述倾向。
如此一来，是给占比只有不到10%的村庄“锦上添花”。它们的数量相对很小，涉及的农民总数也相对少，建设得再好，也当不起“中国社会的缓冲垫”。
“乡村是中国社会缓冲垫”这一概念，是贺雪峰在2001年时提出来的。
在他看来，乡村振兴要重点关照占比高达90%多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要通过精准的支农资源投放，夯实这些地区原本贫乏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如医院、学校、水电路网），让进城农民工中90%的人有一条退路，从而真正撑起乡村这个“中国社会缓冲垫”。
这副图景，才是广大中西部欠发达村庄的普遍样貌。这类乡村走出的农民工，占进村民工总数的90%以上。夯实这类乡村的医疗、教育、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给广大进城农民工留条退路，才能真正撑起乡村这个“中国社会缓冲垫”。
（文/凤凰网湖南频道 曾雪封 袁树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