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行为理论 第1篇
机关志愿服务一定程度上存在志愿服务精神缺失的问题，没有充分体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近期发起的对机关党员志愿者的调查显示，有4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机关志愿服务带有“命令式”的特点;有30%的受访者认为带有“应付式”的特点。目前机关大部分党员关注岗位技能和工作实绩的相对较多，对志愿服务理念理解得还不够深（有18%的受访者把志愿者服务等同于一般意义的“学雷锋做好事”；有16%的受访者不认为志愿者服务是常态化长效化活动，更偏重轰轰烈烈的临时效果），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参与志愿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服务中盲从现象颇多，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志愿者是“被志愿的”，主动性和自发性不足。
计划行为理论 第2篇
坚持结果导向，在志愿服务的“前、中、后”综合考虑社会需要和志愿者内在的需要，让志愿服务行为逐渐由行政主导向志愿者自发性转变。特别在党的重大活动、新冠疫情防控、迎亚运以及现代社区建设等重要工作中常态化、高频次、多领域开展机关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服务成为机关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坚持过程管控和数字化应用，让受服务对象能够在志愿活动中实时作出服务评价。定期开展优秀志愿服务项目、队伍、个人的选树评比，将结果作为“两优一先”评选、年底评优评先等的重要参考，进一步激发党员志愿者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 舒跃育.心理学三大势力与动机研究的关系[J].西北师大学报，20112
[2] 翟天意.国内外志愿者动机研究综述[J].现代商业，2014
[3] 张锦,郑全全.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完善与应用.人类工效学,201
[4] 王莹,王义保.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模式与策略[J].城市发展研究，2015
[5] 高雪峰.浅析政府公共管理背景下如何完善志愿服务体系[J].魅力中国（综合论坛），2017
计划行为理论 第3篇
机关志愿服务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在专业志愿服务技能培训、组织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不系统和不科学。志愿者自身素质参差不齐，除了卫生、教育等少数几个系统的志愿者因为职业关系具备一定的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环境保护、司法援助等专业服务技能外，大多数的志愿者更多还是只能从事的比较简单的、缺乏一定专业技术含量的“大众性”的志愿服务工作，志愿服务效果不理想。对志愿者的组织管理、教育培训、考评奖励等管理上无章可循，发展后劲不足，不利于提升社会大众对志愿服务的认可度。
计划行为理论 第4篇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PBC）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社会行为的难易程度，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主体对影响行为执行因素的感知情况。
知觉行为控制受到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和知觉强度（perceived power）两个因素的影响。控制信念指的是对个体感知到的影响行为执行的促进/阻碍因素。知觉强度指的是个体感知到这些促进/阻碍因素对行为执行的影响程度。
图1 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模型图[4]
The main points
计划行为理论 第5篇
机关志愿者有别于普通志愿者，自身肩负着管理国家事务和协调公共事务的职能，在工作8小时内外的一言一行都起着导向和示范带动作用。一方面，普通受助者通过机关党员志愿者的感召，不仅得到服务帮助，也将互助理念感染周围其它人，能够使入党积极分子、青年团员以及高层次、高技能的非党人才凝聚到机关党员志愿者周围，主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机关党的组织优势，鼓励行业系统党组织、“两新”企业党组织、群团组织等参与到志愿者服务活动中来，充分调动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建设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团结凝聚更多的优秀党员来共同参与党员志愿服务。更好发挥各个机关党组织专业化、个性化、特色化志愿服务的优势，整合社会各类服务资源，从而形成以机关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全社会共同参与志愿服务的工作格局。
计划行为理论 第6篇
计划行为理论在1980-1990年期间形成和不断修正，在1991-2000年期间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在2001-2009年期间得到了全面发展。在国内，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来看，国内最早涉及到计划行为理论的论文是1999年的《合理行为、计划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预测身体锻炼行为的比较研究》[5]。
图2 计划行为理论相关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关注到了计划行为理论，在2011-2023年期间，计划行为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应用，各个学科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该理论工具进行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者使用该理论对社交媒体、媒介接触、短视频中的用户/消费者意向和行为等进行研究。
图3 计划行为理论相关新传领域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图4 计划行为理论相关的新传领域文献主要研究主题
Case
计划行为理论 第7篇
“计划行为理论”下的行为意愿是指个人对于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机率判定，总的来说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3个要素共同影响，产生正向或负面的结果。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行为可能出现结果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和看法；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特定行为的主观认知，对他人采取某种特定标准化行为的主观性感知；ƒ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人预期在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
“计划行为理论”下个体行为的3个推进阶段。第一阶段，个体行受到行为态度的影响，一般而言，个人对于某项行为的态度愈正向，则个人的行为意向愈强；第二阶段，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认知三方面综合形成个体行为意向；第三阶段，个体行为意向、能力（如个人的优缺点、技术、能力等）和机会（对他人的依赖性或障碍等外生变量）综合产生行为结果。
计划行为理论 第8篇
1980年Ajzen和Fishbein共同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1985年Ajzen将“TRA”理论予以扩充，结合“期望价值理论”“理性行为理论”“一致性理论”“归因理论”的部分概念，发展成为研究个体动机、行为的“TPB”理论。“TPB”理论中个体决策行为过程和结果受到机会（opportunity）行为意愿(motivation)能力(ability)等3个要素影响。而影响个人行为最直接因素是行为意愿，个体行为意愿通常又会受到行为态度(Attitudetothe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etiveNorm)和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BehavioralControl)3个要素的控制。
计划行为理论 第9篇
机关引导党员增强党性意识和服务意识方面认识还不够到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前缺乏对群众需求的调研，提供的服务没有针对。性传统的机关志愿服务形式较单一，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无论从服务内容还是服务质量，与群众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距离，出现了志愿服务覆盖面和群众需求的矛盾。部分机关开展志愿服务项目的种类较少、更多是一次性轰轰烈烈的活动，缺乏日常化、生活化的影响力。重形式、轻实效的观念影响到了机关志愿服务的推广，一窝蜂式的志愿服务令活动成效大打折扣。
计划行为理论 第10篇
党的根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开展机关党员志愿服务有助于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长期执政的根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围绕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核心任务，形成一个“党员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党员”的服务氛围。好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能够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拉近群众与党组织的距离，同时，深化了党员对党的宗旨的认识和理解，树立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使机关党员志愿者成为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将“诚信、责任、勇敢、正义”的志愿精神在寓于人们心里，使党更具亲和力和公信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吸引力。
计划行为理论 第11篇
经过一段时间的具体实践，2022年9月临平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再次通过匿名问卷调查、随机抽选单位开展会议座谈、随机个别访谈的形式，对2021年调研中开展的志愿活动进行再调研。
图3机关党员服务次数示意图
我们横向对比2021年1-9月和2022年1-9月的爱心助老志愿活动、爱心助残志愿活动、爱心助困志愿活动、爱心助学志愿活动、文明社区志愿活动、生态环保志愿活动、疫情防控志愿活动等方面的参与人数，机关党员参与志愿活动的人数有了明显的提高。
计划行为理论 第12篇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TPB)是目前组织心理学的热点分支之一，将个人能力、信念和行为联系到一起，由Ajzen在1985年首次提出。该理论用于帮助理解、预判和改变人的行为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公共关系、广告活动、医疗保健、体育赛事管理等各领域。临平区委直属机关工委通过“TPB”理论构建管理模型，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分析影响机关党员志愿服务动机和行为的定量和变量，针对性制定举措，推动机关志愿服务质效提档升级。
计划行为理论 第13篇
[1]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
[2]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Kuhl J, Beckman J, (Eds.), Action 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 1985. 11~39.
[3] 张锦,郑全全.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完善与应用[J].人类工效学,2012,18(01):77-81; 转引自Myers D G. Social Psychology[M].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5:138-139.
[4] 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02):315-320.[5] 李京诚.合理行为、计划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预测身体锻炼行为的比较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9,(02):35-37.[6] 张铮,于伯坤,李府桂等.微信运动使用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J].新闻界,2017(06):60-67.
[7] 闫岩.计划行为理论的产生、发展和评述[J].国际新闻界,2014,36(07):113-129.[8] 金丹.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微信用户知识共享意愿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5.
审核 / 于孟利